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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其构成直接约束立法者的主要观念，被普遍认为产生于有关约束每个权力的基本法第20条第3款、第l条第3款、第19条第4款以及第28条第1款第1句的各种规定的总和。

[24]卢曼认为法社会学的对象领域并不能通过规范与事实来加以界分，毋宁说法社会学将社会视为包含了产生规范并依赖于规范之定位（道德、宗教、法）的事实来看待。在韦伯看来，所有的社会行动都受某种价值标准或者世界观的制约，所有的价值判断都带有某种主观性，并可归结为信仰，但不能据此认为，文化科学的研究只能是主观的结果。

[119]林来梵教授亦曾对二者之间的矛盾有过探讨，参见林来梵：《规范宪法的条件和宪法规范的变动》，载《法学研究》，1999 （2）。但这种类观点学思维的问题在于实践中过于注重问题的解决，而容易陷入政治的任意和主观主义，从而偏离宪法整体的价值取向，这一点已经为黑塞、博肯福德、拉伦茨和阿列克西所指出，于是在此基础上，在如何应对宪法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问题上，又出现了一定的分歧。[36]就宪法本身性质而言，自产生开始便与政治有密切联系，由于立宪主义最重要的意义便在于通过法律控制国家权力，因而宪法中关于国家权力的分工与制衡便成为宪法的核心部分之一。[38]即使是宪法中的财政、经济以及基本权利条款，其亦与公共性联系在一起，并服从于特定的政治目的。[84]参见刘飞：《宪法解释的规则综合模式与结果取向—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为中心的宪法解释方法考察》，载《中国法学》，2011 （2）。

[81]什么样的生活事实可以归入相应的规范类型中，则有赖于法官对生活事实的价值判断，法官的判决不仅必须正确评价法律规范的意义，也必须正确评价生活事实的意义[82]。是否需要突破实证宪法的结构而求助于政治惯例、不成文宪法以及超实证的价值观念才能适应转型期社会剧烈变迁的要求？ 在卢曼看来，在社会体系中，作为结构的法是不可或缺的[2]，但法随着社会的进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亦经历了数度变迁。此外，在具体案件中，必须结合社会现实，依赖传统、文化和社会舆情才能对相应宪法原则加以具体化，这也是事物之本质的要求，即宪法原则和宪法规范具有其类型化的结构，但这种规范的类型化仍有抽象化的特点，其具体实现仍必须结合生活事实来实现，因此考夫曼曾说，法官必须在法律规范所意含的类型中掌握生活事实。

[80]在后者中，事物之本质的意义在于必须判断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中应取向于选择何种宪法理论，当哈贝马斯将各种宪法理论分歧理想化地消融在其建构的商谈理论中时，宪法的决定却并不能通过这种理想化的商谈程序作出。就此而言，宪法解释承载着社会整合的重任，需要将持续冲突的社会观念纳入宪法的规范性之中，通过最终的宪法决定不断塑造统一的意志形成。此外，后果的复杂性亦对宪法解释的后果考量提出了挑战[87]，在后果难以认清的情况下，有学者将其定位于目的解释，但宪法解释中优先考量何种目的明显与价值判断有关，依赖于该目的背后隐藏的价值[88]和该价值与其他价值的关系以及在当时的社会情势下何种价值具有优先性，而这又回到价值判断的来源问题，因此又必须回到宪法本身的价值前提中去。德国学者博肯福德认为，国家法在特殊意义上是政治关涉的法，它规定了集权于国家中的政治决定权的进路，规定此等权力的行使程序及其界限，国家法始终与政治权力的秩序和规制以及持续产生的政治争论的核心领域联系在一起[37]，因此国家法是与政治联系最为紧密的法律领域，而其他法律领域则仅仅是偶然的、以个案的方式并受时间限制地陷入与政治的紧张情势内。

上述价值前提的改变必将会使中国宪法的性质发生根本改变，因此，即使中国宪法中并无类似于德国基本法第79条第3款关于不可碰触条款的规定，但上述价值前提亦暗含是不可修改的。由于宪法文本所具有的包容性、开放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对宪法文本的解释可以兼顾安定性与社会相适性双重功能。

刘思达：《法律移植与合法性冲突—现代性语境下的中国基层司法》，载《社会学研究》，2005（3）。鉴于致力于宪法客观解释的传统解释规则所出现的问题，实践中出现了以结果定位（Folgenorientierung）的宪法解释，认为所有的宪法解释无非是先预设了某种结果，然后再通过宪法解释规则对其加以论证。卡纳里斯亦认为：法的内在秩序与统一远不止是法学之科学特征的前提以及方法论的先决条件。有鉴于此，我们不能将发展一个客观的价值体系作为学术追求的目标，视为解决社会冲突和矛盾的途径，因为这种客观的价值体系本身就是不存在的。

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通常更为剧烈，因此便对法秩序及宪法提出了更高要求，即法秩序如何回应社会的剧烈变动，而又不失其安定性。为避免在所有案件中都取向于事物之本质的探求而导致的效率低下，法教义学所进行的类型化整理无疑具有节约司法成本的作用，并因为对构成要件相似的案件和判决的整理而有助于法律平等适用（对相同案件同等处理，对不同案件不同等处理）的实现。H-G. Gadamer, Wahrheit and Methode, Bd. 1, 393-395. [71]同上注，392页。宪法学中强调体系性，其原因在于，从法的属性来看，必然要求一贯性和统一性，宪法作为法也必然要求一以贯之地作出价值判断，要求判决的一致性，并要求任何个案中的价值判断都要首先考量宪法的统一性。

对宪法所应承担功能的认识不同，决定了学者在宪法学领域中的立场和态度不同。如果引入对立法和政治决策的合宪性审查，则难免会使得政府决策的效率低下，宪法反而会进一步制约改革的脚步，因此宪法在很多情况下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被人为地虚置，宪法修改则取代日常的宪法解释成为适应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常态和最重要的推动力。

在凯尔森看来，宪法绝非不可改变的、永久性的法典，那种以宪法文本为唯一宪法法源的思维是以封闭的、但最终是内在统一的，也就是说不可改变的宪法之存在为前提，这是一种在法逻辑意义上的宪法，而非实证法意义上的宪法，从这里可以看出凯尔森与传统概念法学和法学实证主义的区别。（3）通过明显与宪法规定相冲突的宪法实践而导致的宪法变迁，如通过实质的宪法修改、通过普通立法或者最高国家机构的组织章程以及事实中的实践等。

中国自改革开放30年之后经历了天翻地覆的社会变迁，国力日强、经济愈加开放自由、市民阶层悄然兴起、政治民主化程度提升、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所有这些其实蕴含了一种潜在的危险，即价值的日渐多元。塑成及安排行为赋予了宪法以政治和文化上的承认，而宪法亟需该承认，因为只有如此，宪法才能作为正当和持续有效的国家之基本秩序而生效。后果考量（即宪法决定的社会效应）今天对于宪法解释来说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但并不能据此认为后果是宪法解释中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在解释宪法规范时，所探究的无非是宪法规范在当下社会情势和生活关系中的意义，如果脱离当下的生活事实，对规范意义的探究注定是空洞的。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驱动下，社会、经济、政治形势变化之快，让人目不暇给，由此引发的后果便是现行宪法的规定往往滞后于现实的变化，在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领域，原有的宪法难以找到相应的规范依据。解释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从高位阶到低位阶的法规范创造过程中所存在的相对不确定性。

在韦伯看来，理想类型的获取主要通过提升个别或者一些价值观点，并通过对那些从属于这些被强调观点的具体现象—这些具体现象杂乱无章，这里多一些，那里少一些，甚至有些地方压根不存在—连接成为一个内在统一的思想图景。而彼时德国政治中所存在的此种宪法条文与宪法现实状态无法吻合的状况也促使当时的德国国家法学者不断反思国家法学的理论，并由于个人对解决此种政治困局的见解不同而导致了理论上的分野。

[30]理想类型虽然考察某一社会行动与特定价值观点之间的因果关联，但其本身并不带任何价值判断。一般而言，作为理想类型的近代宪法应包含下述几个要素：民主、权限分配与制衡（横向与纵向）、法治国、以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基本权利体系，任何否认上述前提的宪法均难成为近代意义所言的宪法。

而20世纪90年代曾深入讨论过的良性违宪之争亦属于此问题范畴，参见郝铁川：《论良性违宪》，载《法学研究》，1996 （4）;童之伟：《良性违宪不宜肯定—对郝铁川同志有关主张的不同看法》，载《法学研究》，1996 （6）;郝铁川：《社会变革与成文法的局限性—再谈良性违宪兼答童之伟同志》，载《法学研究》，1996（6）;童之伟：《宪法实施灵活性的底线—再与郝铁川先生商榷》，载《法学》，1997（5）;郝铁川：《温柔的抵抗—关于良性违宪的几点说明》，载《法学》，1997（5）。拉班德并没有进一步分析此种宪法状态发生变迁的情况，尤其是此种现实对他的实证法概念体系究竟有何影响，是否会影响他建构的概念体系的有效性。

其核心问题在于：在社会转型期，实证宪法本身是否以及如何才能承担剧烈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权力关系变化和价值的变迁。拉伦茨亦曾指出宪法解释中后果观测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期性，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237～23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宪法若想实现其社会调控和社会整合的功能，既要保持安定性、又要实现与社会变迁的相适性，就必须将体系思维与问题导向之思维结合到一起，即不能因社会变迁而导致宪法变迁至从根本上改变其体系的程度，当下宪法体系所赖以生存的若干根本原则不能在本质上被加以改变，这是一种基于宪法统一性的体系思维。对于前一种情况，则可通过宪法修改的方式加以调适。

当我们理解宪法变迁时，需要重新理解宪法文本规定不变，而意义变化的意涵，即宪法变迁不能被过度诠释，而是指在宪法文义可能的解释空间内，其意义较之前发生了相应的变迁。在思想交锋的过程中，各种党团以及舆论界往往要形成某种新的政治对抗轴，围绕它开展百家争鸣，从而达成全民共识或者集团之间的均衡。

[91] 上述分歧事实上指出了宪法解释的两面。[73]E. Forsthoff, Recht und Sprache. Prolegomena zu einer richterlichen Hermeneutik，1941, S.8。

在整个法秩序中，宪法尤其应承担起社会控制的重任。[50]如美国的宪法史便表明了这些价值之间的更迭，在南北战争时期，国家的安定性较人身保护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宪法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和政治秩序，但该秩序必须在许多方面仍然有待续造，并根据发生变化的情势和变迁的政治权力关系持续发展以及进一步塑成。[85]刘飞教授在其文章中虽然提到这一点，但并没有从本质上将其与前理解真正区别开来，同上注。另外，在韦伯看来，其建构的理想类型并非是描述社会的一般现象，恰恰是为了理解社会的个别现象，见200页。在卡纳里斯看来，这种外在体系对于法的条理性、法适用的实践性以及间接的对于法的安定性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107]，但这种外在体系并不适合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关联性的秩序意义上的法体系。

德国基本法的实践即体现了一种根本价值前提下的价值摇摆，即将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置于不可动摇的根本位置，一切自由都不得与此前提相抵触，这也体现了所谓防卫型民主（Streitbare Demokratie）的基本要求。而现代民主朝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民主与集中之间本身就存在一定程度的对立。

富强与文明并非总是和谐统一，二者可能存在某种冲突，如果过度强调富强的重要性，反而会忽视有关公民幸福的其他要素，在一个文明的国家里，仅有富强是远远不够的，尽管富强是文明的一个先决条件。如果时代变化要求改变这种实证宪法内在的价值体系，那么这种体系的突破就非宪法变迁所能承担的了，其毋宁会引发一种宪法的革命。

其关注的是规范背后的利益冲突，通过立法的价值判断对个别规范进行利益裁量，而正是这种对个别规范的利益衡量遭到了黑格勒和卡纳里斯的批评，认为这种做法仅局限于通过解释以及类推和限缩获得法律，而忽视了相对于一个法律部门来说承载性的基本思维，也就是说一般的法律原则[110]。民意实际上代表了人们想要寻求一种更好的法或者超越实证法的愿望，其背后的原因是人们对现行法（规定本身或者执行）的一种不满，是对宪法缺乏实效性的一种不满。